改革开放至今已40余年了,面向市场和技术前沿,中国的各行各业不可谓不用心,中国的技术人员不可谓不努力,中国的科技投入不可谓不尽量,但为什么仍有相当部分的核心技术领域在关键时候扛不住呢?从表面上看,卡的似乎都是技术,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干过技术的技术人员,当一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纯技术问题的话,你会觉得是问题吗?从这一点看,技术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“脚脖子”问题,外人能卡我们的也只有“脚脖子”,尽管它可能会迟滞我们前行的步伐,但它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。
我们为什么会被卡“脚脖子”呢?说到底,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不理解,这是一个发展的“颈脖子”问题,而能卡住我们“颈脖子”的只有我们自己。
1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、日积月累的过程。
全球光学巨头蔡司(ZEISS)一个光刻机上的EUV镜头做了40多年。可我们却有那么多“专家”、“学者”、“企业家”在提“弯道超车”、“换道超车”,甚至“造道超车”,整天想着超车,可能超人家的“车”又在何方?什么样的“车”才能超车?这波提各式超车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?鲁迅先生曾说过,路是人走出来的,如果有好车,路同样可以用车趟出来,甚至碾压出来。
2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内涵和技术应用之道。
今天的中国,有多少设计师敢拍胸脯说他的设计是经过充分验证且正确无误的呢?有多少制造工艺师敢说他构建的制造系统能力是足够和稳健的呢?有多少测量工程师敢说他给出的测量结果是可信的呢?又有多少领导和管理人员真正要求这些技术人员说清这些事呢?于是产品从源头的定义表述就不是“真”、仿真分析仿的都不是真、整个制造和控制过程又全是“散”的,这样出来的产品不出问题才是奇迹。有意思的是许多企业、消费者,甚至社会并没有感觉到相关问题的存在,这又是为什么呢?那只能说明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就在这个层面,消费的层次也仅在这个层面了。
3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技术的同步发展。
当我们讨论技术时,往往会一头扎进去,习惯于只讲专业技术而不讲应用场景,只讲现象不讲内涵,只讲今天不看明天。举几个例子:工业软件固然重要,尽管它只是一个工具,但它绝不仅是软件开发问题,为什么很少有人关注其背后的场景真实化、问题的模型化、算法的理论化、工程的知识化、过程数值化、操作规范化,以及持续且充分的工程验证呢?国内有些“大专家”居然发现工业4.0没提到“质量”,为什么看不到ISO 9000-2015已重新定义了质量呢?为什么看不到2013年国际上同步提出了较之工业转型方案(工业4.0)更高层的全球运作架构——“国家质量架构(NQI,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)”呢?为什么就看不到全球对NQI的战略思考和研讨从新世纪的到来就开始了呢?
4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和技术的融合应用。
这可从AMSL光刻机集成了全球顶级技术,成就了顶级光刻机的案例中得到佐证。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工业互联网推动中的问题看出。近年来,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,但当我们从“2C”走向“2B”时为什么如此艰难呢?从某种角度看,“2C”的实质是方便经济和吸粉经济,其消费对象大多是非专业的个体,更有部分属于“脑残”的粉丝。而“2B”面向的是工业的需求,以及还远未真正工业化的应用场景,“专家粉”可不是那么容易吸的,所以,“2B”实质是专家经济。在这种背景下,如果推行者还是为了快钱而来的外行的话,那就别说应用了,转型升级都有问题。
5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高效运行和使能机制。
现代工业经过全球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多年的努力,特别是二战以后全球工业界对技术和管理的反思(经验与教训),已构建了以标准规范为运营架构和使能机制的完整体系,它给出了现代工业产品和成功操作的底线和规范,同时给出了可持续成功和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思路,更给出了可操作的方法和工具。但我们许多人坚持认为标准制约的工具,还有人认为标准就是高地,甚至是一种引领。这个“引领”到底体现在哪?如果一定要说标准有引领作用,那么标准化的思维才是能真正起到引领作用的,因为根据标准化的思维在于映射工业规律,体现工业之道。
6.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竞争和制约机制。
技术从来就是有国界的,别人的板不可能真正补上我们的短板,低水平的完整工业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制约竞争对手。真正的核心技术体现在头部公司的专利互授中,这才是真正的相互制约,这才能让企业真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方。
7.我们严重缺乏对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
正是由于上述认知问题的存在,导致了我们对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严重缺乏,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对未来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思考与研究上。这次疫情其间有大批专家在网上宣讲,有些“大专家”居然拿着10多年前建的一个工程在大谈数字制造。在某些文件中,我们甚至又看到了在90年代已被判了死刑的CIMS概念。未来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不知道,但用老旧的概念,甚至用今天的技术去谈未来,那一定是有问题的。
上述讨论综合起,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,它的背后是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法,这些已在相当程度上卡住我们自己的“颈脖子”,而且是比“脚脖子”更为重要的问题,如果不解决“颈脖子”问题,我们几乎不可能解决“脚脖子”问题。
要解决这一复杂系统问题,必须补上工业化这一课,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完全重走一下欧美工业的发展之路,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学习现代工业的发展之路、用心反思我们对现代工业理解的问题,只有从理念、思路方面首先实现转型,才能结合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现状,真正启动我们的全面转型之路。
站在国家层面,工信部提出的“工业化、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”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工业转型的理解和部署。然而,从上面的问题分析来看,似乎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和工业转型问题,面对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应该不仅是工业转型层面的,还包括了社会转型、文化转型等等。从某种角度讲,也许我们已身处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进化的阶段。这样的文明转型需要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,回到工业的转型,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,开展系统的、同步的转型操作:
企业品牌和产品服务的同步转型:要求企业站在战略的角度,全员积极参与企业转型,特别关注企业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同步转型、技术体系和管理机制的同步转型、企业全员(特别是领导)和生态圈(有关相关方)的同步转型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步转型、工作方法和操作工具的同步转型、核心技术和人才战略的同步转型。
社会消费和竞争环境的同步转型:需要国家花大力气构建高质量文化、国家质量架构(NQI),在社会上树立面向未来的、正确的质量观、消费观和价值取向,并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,以及企业和技术人员的创新环境,从外部为企业转型,工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和保障。
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同步转型:面向数字文明,全球的教育体制都将面临重构,其中最大的挑战也许来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高速发展,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的重构和思维模式的进化已迫在眉睫,唯一的出路将是主动进化,以及全新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。
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文明的更替之际,那么每次文明更替还会带来更大的全球政治变革,由此更需要我们在设法摆脱被卡“脚脖子”、放开“颈脖子”困境的同时,彻底解放思想,运用高阶思维,站在拥抱数字文明的战略高度展开运筹,才能借助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之际,实现全面的转型和超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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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北京某公司总经理 苏先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