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制造很实在，智能社会很缥缈。两者有什么关系呢？

很多人都觉得：搞智能制造为什么这么难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：现实的驱动力不够。所谓现实的驱动力，就是能转化为经济活动的驱动力，而不是“叫花子想吃海鲜大餐”这样不具有经济性的需求。

恩格斯说：“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,则这种需要更能比10所大学把科学推向前进。”很多人都知道创新的经济性很重要。但我还是认为：经济可行性对创新的关键作用在现实中常常被低估——很多人习惯于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”，让“技术可行性”的叶子挡住了“经济可行性”的泰山。

我们谈经济可行性，就是现实的需求足够强大。宝钢90岁的老领导何麟生先生曾经教导我：搞技术要雪中送炭、不要锦上添花。也就是说，需求重大了，创新更容易成功。何老还说：“需求决定于用户：半杯水，剩在餐桌上是垃圾、留在沙漠中可以救命。”也就是说：技术的价值决定于使用的环境，而不是技术本身。

这个道理能够解释：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更难,就是动力不够。

我们知道，智能制造的经济可行性来自提高质量和效率、减少浪费、降低劳动力成本、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等。那么问题来了：智能制造在何种情况下提高质量的价值大？什么情况下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价值大？什么情况下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的价值大？

一般来说：产品越是高精尖、劳动力成本越高、产品设计业务越多，价值越大。我们从一个角度，比如采用智能机器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：如果能让机器人代替高端劳动者、生产人工难以企及的高质量产品，智能制造的价值就大；类似地，如果能让机器人提高产线的柔性，则企业的新产品设计越多，价值越大、批量越小，价值就越大。由于日本人追求高质量的意愿强、研发能力强，采用机器人往往能从更多的方面获得价值，进而经济驱动力就大。反之，如果机器人仅仅是代替低端劳动者、用来大批量生产低端质量的产品，带来的增值就会少，进而经济驱动力也就小。

所以，从大局上看，中国推动智能制造的难度会大一些。

这个道理还可以解释行业的差别。比如，在高端制造业（如航空、甚至钢铁），智能制造的工作往往会走在其他行业的前面。当然，凡事没有绝对的：如果某些产品仅仅是中国具有竞争力的（如手工做服装和伞），其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的企业，提高智能化、自动化水平的效益可能就会相对较大。如果同时能带动质量的提升（红领的定制化生产，本质就是质量的提升），则价值空间就会更大。

回到本文的开头：日本人提出了“智能社会”、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王飞跃研究员也提出了CPSS，都在强调社会的智能化。社会智能化的一个作用，就是为智能制造提供需求，尤其是快速响应的需求。这种需求，就可以转化成驱动力。社会需求与制造业的互动，与德国工业4.0提出的“双重战略”道理想通：都是通过需求和供给方的互动，来促进技术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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